清廷、建立共和的革命手段，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制定过所谓“革命方略”。推而广之，同样，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达到变法救亡、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也应该有其变法入手的方法和手段“维新方略”。当然，出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维新派的维新方略还不能象革命派那样，以武装起义达到其*目的，更不能向下——与即将爆发的下层群众斗争相结合，他们只能向上——一方面伏阙上书，求得皇帝的青睐；另一方面办报纸、开学会，以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士大夫始不可”这实际上是康有为亲手拟定的，戊戌变法进程中维新派始终不渝地坚持的走“上层路线”的维新方略。
遵循这一方略，维新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为了打动皇帝的“圣心”，取得皇帝的信任，康有为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上书皇帝。从1888年到1898年总计上书七次，可谓舌蔽唇焦。同时，为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维新派还组织强学会，办《中外纪闻》，以联络同志，开启官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维新派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在其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的。上书数次，达者寥寥，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也很快被封禁，康有为、梁启超也被迫离京南下，这些对于维新派的打击是沉重的。维新运动的几次碰壁，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官僚之愚，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变法是相当困难的，从而对走“上层路线”的维新方略开始产生怀疑。1895年，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一封信中就曾流露出这种看法，他写道：“本欲于月之初间出都，惟日来此间颇有新政，上每言及日耻，辄顿足流涕，常熟亦日言变法，故欲在此一观其举措，以中国学术之芜塞，君相之孱弱，岂能望其大有作为，但能籍国力推行一二事，则于教族两端稍有补耳。”(《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537页。)情绪较为低沉。稍后，在《上陈宝箴书》中，他更大声疾呼：“欲以变法之事，望政府诸贤，南山可移，东海可涸。”(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丛刊·戊戌变法》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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