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动力是否在于“纵带”，还有待于更进一步去考证。这与其说是在实证的水准上去考证，不如说是关系到认识者的视角更为妥当。所以，马上要对此提出结论是不可能的。与其提出“纵带”和“横带”到底哪个是“基本的”，不如对纵横交叉的状态，也就是说，着眼于纵线和横线所织出的布的模样，才会有建设性的议论。沟口对于只以“横带”来论述辛亥革命的既往研究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忽略近代中国历史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主义或近代化的问题，也许到头来会把革命所持有的，向“普遍”方向的可行性通路给弄窄了。
不管怎样，辛亥革命对作为“纵带”的中国*机制——中央和地方关系、集权和分权（郡县和封建）、治和乱、天下和国家等等——的一种新的发现是不容置疑的。省自治、联邦国家、联省自治等民国以后出现的*构想，也有必要从这个视角去再度考察（注：杜赞奇列举陈炯明“叛离”孙中山等例，认为出现在清末民初的省自治论和地方分权论（封建论），是被国民国家所必要的中央集权式的解说所压制而来的。Prasenjin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ter 6,pp.177～204.）。
问题在于，以辛亥革命为转机的近代中国之*统合，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另外，把握革命所带来的*体制，应该怎样在“世界史”这样的纵横时空中定位？遗憾的是，报告者对这类大的问题并无充分答复的准备。在此，也许会有些绕远了点，在以下的报告中将着重考虑20世纪初期在东亚爆发的辛亥革命，既是民主共和革命的同时，也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革命，并且与其民族革命当初的目标（排满）相反，不是统合“内中国”，而是把同“外中国”合起来，实现了“大中国”的统合这一问题的历史性意义。
这里所说的“内中国”、“外中国”之用语，是从妹尾达彦借用的。有着自然地理和行政区划、民族构成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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