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富有君主立宪主义者风格的杨度，就是在展开所谓的“革命瓜分”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个为策划南北融合、妥协而成立的*结社，在还未知新政权的领土之去向，就认为应是“二十二行省”加“藩属（蒙古、西藏、回部）”。当然，这里所指的二十二行省是明朝以来的中华之版图，也就是相当于妹尾所说的“小中国”或“内中国”(Inner China,China Proper)。与此相对“藩属”就是以满、蒙、回［新疆］、藏而组成的“外中国”(Outer China)。 

就象如此，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在北京这个连接内外“中国”的场所，就不难想象，革命以后在构想新国家的秩序之际，以“行省”（满汉）加“藩部”（蒙回藏）的组合来规定领土、民族的构成，这种设想应该是很自然的。此时杨度等人想像当中的“中国”，不应该是从大清帝国脱离出去的“小中国”，而应该是汉人在“光复”的基础上必须所创建的“大中国”。更进一步说，统合“满汉蒙回藏”诸族的主张，在当时或许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特别是，对满汉蒙支配者阶层来说，“大中国”的统合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是相当一致的，所以，并没有过什么非议（注：辛亥革命后，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满蒙及西藏的实权者，时常向中央提起“五族共和”，并以此来调整关系，争取财政援助。关于到了三十年代，在中国边疆地区“五族”地用语普遍使用，根据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这样去考虑的话，在南北讲和之前的阶段，类似五族共和的议论，或许在上海和北京的舆论界中，早就登场了。关于这一点，今后有必要进行进一步验证。 

四、杨度的五族合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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