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此期间，应求举行过多次的演说，另外也用一些谈话的形式来发表过自己的主张。因此，在这里所举的仅仅是极少数的例子而已。即便是如此，从此可见，只有在蒙藏回各族和八旗代表前时，他才触及到五族共和（注：唯一的例外是，9月1日举行的“在北京蒙藏统一*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有趣的是，孙中山在北方历访以后，就没有再谈及五族共和。到了1920年，反倒开始说这类说法纯属有误。“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而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 

并且，在1921年，孙中山以强烈的口吻指责五族共和，说：“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从这些事实上可以看到，孙中山本身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就对五族共和持有异议态度的。实际上，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经说过，革命是针对“逆胡”、“满清”的，是汉族的“光复”、是“黄汉民族”、“中华民族”之权利回复等，仍然重复着他从前的“民族主义”主张（《大总统告海陆军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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