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大总统宣告各友邦书》等）。另外，他还在提倡“五族一家”和“五族平等”的同时，对同盟会会员们却再三提到过“种族同化”之汉人的民族主义主张。例如，在1912年3月3日出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的“本会政纲”里就有“实行种族同化”一项。还有，上述的北方游历后回到上海的1912年10月，作为视察中国北方之成果，他谈了自我感想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注：“中国之铁道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原文是英语，这里引用的是《孙中山全集》第二卷所收的中文版。）。
三、南北和议中的五族共和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孙中山这种围绕民族、人种结构的摆动。日本学者片冈一忠在1980年代对此问题进行过很有价值的探讨（注：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期の五族共和论をぁぐって」，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279～306页。）。
他认为，在民国元年时期，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的背景里，就有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召开南北和议的动向。他还以资料作为论证，认为五族共和并不是以往通说的那样，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等）提出的，而是主张“优待满蒙回藏”的北方（清朝）提出的。他还指出，1911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讲和会议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宪派张謇的影响。片冈作为指出这一论点的根据，例举了11月6日致袁世凯的电文和《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另外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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