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一下，这里可能包含几种情况。一种是一般革命党人只对民族主义有强烈热情，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了，而对民生主义，则觉得甚为新奇，难以理解和接受，用柳亚子的话说，对民生主义简直是“莫名其妙”。［⑩］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留学青年，他们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各种学说，对民生主义有所了解，但认为是“不急之务”，取不以为然的态度。再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同盟会的骨干分子，鉴于新加入革命队伍的人，往往对民生主义疑问甚多，解释殊不容易。他们从发展实际革命运动上考虑，认为不如去掉民生主义，反而更易于吸引群众，扩大革命队伍。欧洲同盟会的某些骨干如胡秉权、史青、魏宸组、贺之才等就曾采取这种办法，在同盟会外另立名目曰公民党，其誓词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删掉了“平均地权”。［①①］另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在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东京组织起来的。其首倡人物张伯祥、焦达峰、邓文辉、刘公等，都是实际革命活动家，在下层社会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为推进内地革命运动的发展，意主联络长江一带很有势力的会党群众。而会党中人，新知识甚少，对民生主义殊难了解。他们乃断然舍弃“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为“平均人权”。［①②］ 

这里不能不说到同盟会中部总会。此会1910年即已开始蕴酿，至1911年7月31日始在上海宣告成立。其章程明确提出：“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①③］没有提民生主义，也没有照搬同盟会的誓词，而是把同盟会纲领中民族、民权的内容结合一起，以非常明晰的文字强调了民主主义的内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从前喜欢依某种教条公式剪裁历史的人们总是责备同盟会中部总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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