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抛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是对孙中山思想的叛离。这种说法我不知道今天是否仍有人尊信，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抛开成见，从大量的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弄清当时的主要历史课题是什么？人们对它如何认识？提出什么主张？进行了怎样的奋斗？力图取消这种历史课题的努力，自然是应当批判的；回避这一历史课题也是不能赞成的。凡是试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努力，不论其正确的程度如何，成功的机会如何，我们都应给予适度的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历史课题是推翻腐朽的，毫无效率的，卖国残民的清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以便为国家争得走向现代化的机会。从这种角度去观察问题，不但当时的立宪派应给予充分肯定，就是统治集团中某些确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也应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至于革命党人中不同组织，不同派别，不同色彩的人物，就更不能随意否定了。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辛亥革命都是起了相当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特别应当指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要领袖宋教仁，他放弃民生主义的口号，绝不是他不了解民生主义，更不是他反对民生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教仁对民生主义有关理论知识的了解，决不逊于任何革命党人。他头脑清楚，富于独立思想，用心研究各种*问题，是革命党人中不可多得的*领袖人才。在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骨干分子，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未曾提出任何疑问，他的日记反映出他与日本土地复权联盟的领袖交往颇多，还同俄国革命党人一起讨论过社会主义问题。他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长文。这些足以说明他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有相当的研究。
既然宋教仁相当了解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何以不把民生主义列入他亲自策划组织的革命团体的纲领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宋氏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不到两星期，在《民立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①④］研究此文，便可以解释上面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宋氏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区分为四派：（1）无政府主义；（2）科学社会主义；（3）社会民主主义；（4）国家社会主义。这四大派的区分是相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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