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办铁路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1903年到1907年，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15个省先后创设铁路公司，并筹集股本，进行勘测、兴修等事项。虽然这些公司股本有许多是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征得的，但是，“商办铁路公司者，国人各出其资本以营业。”〔2〕在公开招募和自由认购股本时，有不少商会、总商会以及教育会等社会团体携资入股，使商股在股本中占有一定地位。而且，“股皆有息，仍属自有之财，”〔3〕将来铁路修成后，“年有年息，红有红利，”“准将股票转售与人。”〔4〕所以，这种商办铁路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全的民族资本性质。
商办铁路尽管在集股、管理等方面存有许多缺陷，进展速度迟缓，但它具有捍卫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带有民族解放的*性。”〔5〕所以全国一切爱国人士都支持铁路商办，反对清廷假官办国有之名去推行官卖铁路的政策。
商办铁路公司的陆续设立和集股成效的日益显著，导致了那些控制铁路事务，参与筹集股款并从中获利的地方官绅向资产阶级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从铁路公司的股份筹集上说，主要是“挟公家之力取诸地方公款或捐款。”〔6〕有着封建地主地租剥削和封建国家捐税征收的因素。从铁路公司的人事安排上说，其总理、协理等虽由各该省士绅公举，但却必须由督抚移文商部具疏奏派，大都是在职官员或解职的绅士担任。这样，这批新起的资产阶级人物同清王朝存在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各省铁路公司的设立是为了自保利权，拒借外债，而且筹集的股款又时时面临着被中央专制政权攘夺的危险，因而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实行地方自治。从社会地位、*倾向和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同那些因开办近代工业而获得经营利润、进行资本积累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存在着利害关系和命运前途的一致之处。可以说，他们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些内地省份新式资本主义企业还很微弱，但资产阶级立宪运动却很活跃的原因。
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拥有不少近代企业，操纵着各省路矿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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