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多方劝导，力戒暴动。他们还要求成都各同志分会保证治安，并与清地方政府一起组织官绅商学联合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但仇视进步的封建统治者对此并不领情，9月，川督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罗伦等人，并一手制造了“成都惨案”。此后，巴蜀大地风雷激荡，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发动了同志军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进入到推翻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阶段。这时立宪派人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对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力求维持清朝统治。蒲殿俊、罗伦等被赵尔丰以“对于匪事绝无干涉”释放之后，即抛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书，称人民起义是“祸毒”，要同志军放下武器，息事归农。这时的立宪派人的的确确是“不惟无作乱之事，抑且无作乱之心”〔18〕了。
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19〕因此，经济利益的得失，往往左右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起初立宪派人并不反对铁路“国有”。谭延ｋǎｉ闿赞成“将湖南铁路移交官民共同管理，”〔20〕汤化龙也说“不应反对铁路国有”，〔21〕四川立宪派也声称对铁路“国有”政策并无反对之意。这里，除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因素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发起争路的经济上的主要目的是要向清廷争钱。立宪派人由于投资筹款，手中握有大量铁路股票。他们深知，一旦清廷夺路国有，股款扣还，就会使自己想赚的钱赚不了，已赚到的钱也将受损失。他们的争路，仅仅是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这时清政府也担心他们闹下去会影响其统治地位，便部分地答应了两湖立宪派人对股款的要求。对此，两湖立宪派人大有求之不得之感，争路的态度转向消极。他们又怕群众运动将这些难得的金钱冲走，故而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多方阻挠，极力破坏。
立宪派反对群众运动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要维护君主立宪的理论。由于同清王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要求只能是君主立宪。同时在他们看来，这种*要求只有用哭跪主义的和平请愿方式去要求清朝最高统治者进行必要的改革来实现，剧烈的群众运动只会导致革命的发生，导致清廷的彻底垮台，而这又会使他们的君主立宪理论完全破产，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大大缩小。清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欺骗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曾经大搞“预备立宪”的骗局，设立了谘议局、资政院这些专制王朝的点缀品。仅仅这些就使得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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