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主张排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主张立宪改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在二十世纪初年是严重对立的。两派之间曾在日本等海外地区进行过激烈论战。然而，正象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存在着经常指出的严厉抗御。在中国内部，这两个集团却不管这些，它们的社会背景和*信念似乎有类似之处，以至产生了一种实质程度的合作。”〔24〕保路运动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就有着这种“实质程度的合作。”湘路股东共济会和集股会，是由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控制就有着这种“实质程度的合作。”湘路股东共济会和集股会，是由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控制的留日同乡会合作领导的。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曾支持汤化龙入都拒债争路。四川同盟会员在谘议局、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中十分活跃，还竭力营救被捕的立宪派人，并为保路同志会提供经济资助。革命派和立宪派密切配合，推动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 

革命派同立宪派合作组织领导保路运动，固然是革命派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大敌当前之时对立宪派做一定让步的表现，但也不可忽视另一个原因，即立宪派对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采取了默许乃至支持的态度。立宪派人在发起保路运动时明确表示，“能赞成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也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虽我亲也仇之”，〔25〕并提出不分新党、旧党，都要往前看，文明结成大团圆。湖南立宪派欢迎革命派参与争路，参加铁路协赞会等组织的活动。湖北《大江报》案发生，詹大悲被捕，湖北谘议局曾“拟为《大江报》案陈请督院外夫报律之处罚，并誓以解散对付之”。〔26〕四川立宪派人让同盟会员程莹度担任了保路同志会的讲演部长，派江潘等代表川省去湘鄂粤等省联络，表现了对革命派的信任。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在四川有很大势力，加之革命党人数年来的活动，影响很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立宪派为壮大势力，着意联络哥老，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和哥老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拥护。罗纶的父亲是川北一带有名的哥老会首领，罗纶本人又在保路运动中颇有影响，因而他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威信和一定的号召力。他曾动员侯宝斋、吴庆焘等哥老会首领参加保路斗争。很多士绅因为参加了同志会而参加哥老会，甚至出面领导哥老会进行同志会的活动。哥老会也得以在同志会公开、合法的名义下活动，其中许多首领成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负责人，引起了清朝反动官僚的巨大惊恐，认为它“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27〕立宪派对革命派及哥老会活动的认可和支持，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压力，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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