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等人又在承认铁路国有的条件下，要求偿还路款。但清廷并不让步。6月1日，邮传大臣盛宣怀和端方致电王人文，声称“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13〕直接侵犯了立宪派绅商的利益。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集会成都，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著名立宪派人、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破约保路”宗旨，并派人分路游说宣传，揭露清廷铁路“国有”，举借外债的罪行，指出“政府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14〕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各地成立后，人民群众纷纷入会，卷入保路运动激流中，而谘议局、保路同志会、川路股东会，则是运动中三位一体的领导核心。
从三省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立宪派始终是保路运动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他们在扮演这个主角时，使用了一些非常得心应手的道具：谘议局，全省的言论场所和“民意”机关，利用它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引到自己身边，向清廷施加压力；各省铁路公司，民族资本比较集中的地方，反对“国有”，拒借外债，藉此可以名正言顺；近代企业和商会组织，可以为运动提供资金，使争路具有一个经济后盾；翰林、进士、举人的出身，各种实缺或候补候选的官衔，它是自己文明争路的佐证，不致引起清廷动武。正是使用了这些道具，立宪派人唱了一出拒债保路的戏。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爱国主义传统对湘川等地立宪派的影响。资产阶级上层在内地省份较之在沿海省份，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而封建主义的忠君爱国思想在他们那里则有更多反映。他们力倡铁路筹款自办，反对外国对华投资，以维护国家的主权，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他们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四川立宪派曾表示：“收路国有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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