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清廷感激不尽,对君主立宪充满信心。“皇族内阁”的登场,铁路“国有”的出笼,虽然使他们十分失望,但对清廷的幻想还未完全消失,对他们所坚持的君主立宪理论仍不愿丢弃。他们反对铁路“国有”的本身就含有防止人民革命发生的意图,即所谓使“无偏激暴动之虞也”。所以他们在保路运动开始时就规定了“伏厥上书”、“泣求天恩”的斗争范围。湖南立宪派以“奉先朝遗旨”、“不准借用外债”与清廷相争。四川立宪派在运动发生后,一再向清廷辩解和表白,并告诫人民群众“能守秩序,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22〕他们还刊发光绪牌位,旁贴“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字条,要人们朝夕哭拜,焚香叩首。这既是他们自己的护符,又是防止革命的工具。
应当指出的是,立宪派虽竭力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但事与愿违,他们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群众运动推着向前迈步,越来越接近于清王朝的对立面。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及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使得“人心悲愤郁结甚深”,以致立宪派“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他们抨击清廷夺路卖国的反动政策,激起人们更大愤慨,并且“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执回矣。”〔23〕很快,运动发展到罢市、罢课阶段,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清朝官局和外国教堂的暴动。为避免革命的发生,立宪派曾试图以罢粮罢税来转移群众的视线,意图复市。结果,复市没有实现,自己又不得不做出抗粮抗捐的决定。清朝统治者使用暴力镇压人民,已经觉悟的人民群众则以广泛的武装起义进行回击,并把立宪派甩在后面,使保路运动发展到顶峰。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由于立宪派的畏葸退缩出现低潮,但群众斗争仍不断发展。湖南人民为支持四川人民,曾集合千余人会议,决定实行罢市罢课。表面平静的湖北,报纸上也公开声援四川人民日益扩大的保路斗争。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人民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四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注视着保路运动的发展,并积极参加了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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