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1909年9月成立的谘议局首先发出“拒借路款”的号召。11月，谘议局召开特别会议，以议员吴兆泰、汤化龙、刘庚藻等人为核心组成铁路协会，商讨招股和筹款办法，议决筹款数额。铁路协会还在汉口召开特别大会，谘议局代表汤化龙及到会的绅商学界代表发表演说，反对借债，力倡筹款。1910年1月，铁路协会选派代表进京请愿，要求“准予商办”“府顺舆情而弭外患，”〔8〕迫使清政府于4月批准湖北省成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1911年5月，清“皇族内阁”悍然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9〕以法令形式剥夺了各省自办的权利。清政府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四国银行团分别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为幌子，“收路为他国所有”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湘鄂川人民的保路斗争进入高潮阶段。 

“自铁路收归国有，湘人率先反对。”〔10〕湖南谘议局立宪派人通电四川等省呼吁协力争路，还通过湘抚杨文鼎呈递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奏折，揭露国有政策的阴谋。湖北谘议局的立宪派人在1911年6月和邀来的四川谘议局代表协商，确定对清廷采取一致行动，指示湖北进京请愿代表“当与湘、川、粤共同组织反对借款合同之联合机关，以扩充进行之实力。”〔11〕两湖代表要求清政府收回国有成命。 

四川的保路运动也是由立宪派绅商发动的。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川路公司致电清政府，希望维持川汉路商办原案。四川谘议局请护督王人文代奏呈文，驳斥清廷强加给商办铁路“旷时愈久，民累愈深”的罪名，指出“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而在于官府之沮泥干涉。”呈文还批评清廷侵害资政院、谘议局的权利，指责所谓铁路“国有”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要清廷暂缓接收川路，“以遵法律而顺舆情”，〔12〕言词激切。后来立宪派邓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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