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身，为其祖父之奴隶，为其家族之奴隶，为其亲党之奴隶，为其同乡之奴隶”（《远生遗著》卷1）。柳亚子生动地描绘了专制统治下愚民、愚臣的形象：“那时候的百姓，要他东就东，要他西就西，没有一点自主权。还有一般迂儒，来拍皇帝的马屁，立出种种荒谬绝伦的邪说，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使臣死，不得不死。’任他把你浑身剁做肉酱，不敢喊一声冤，叫一声痛；任他把你妻女来抢夺，还要三跪九叩首的谢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813—814页）。专制时代的妇女社会地位更是异常低贱，她们除受君权、神权、父权的压制外，还受到夫权的束缚。她们在旧的*文化中得到的是“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曰女子无才便是德也，防犯奴隶之苛律也”（同上书，843页）。其实，传统*文化浸*下的中国人都不过是蜷伏在专制体制下的奴隶。
当共和、平等、民主等思想伴随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注入中国社会后，大批传扬民主共和思想的期刊、报纸在知识青年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辛亥革命后两年中全国就有500家报馆，宣传新思想、新学说，成为青年们努力实现自我意识的阵地。青年们纷纷以民主相标榜，评价时政。其中胡鄂公就在天津的《大中华报》上“无日不骂项城（袁世凯）”（《辛亥革命前后》第378页、270页）。社会主义、*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学说常见于报端，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由于共和*倡行的“主权在民”思想，与这些流派的某些思想主张相吻合，遂促进了各流派自身的发展，反映了“民主共和”在思想领域所展示出的积极意义。在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爱国文化人，他们以《新青年》、《言治》、《新潮》、《民铎》等刊物为场所，探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正是他们的探寻和努力，才为中华民族觅到一条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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