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共和建设遂为法制国家”，为达到“事皆有法程，人皆责之守法，政以法行，事以法举”（《重修彭山县志》卷6）的*局面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这直接否定了沿袭几千年的重视伦理道德、轻视法律的*文化，人们逐渐地从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寄希望于以法律保护个人权益。时人记载说：“人民无不尊法律，重公德，罔有逞一己之私而破坏全局者。”（《最新行政文牍》第5卷249页）正是由于“民国成立，*肃然，因革损益”，才出现了“具有权衡法度之行于县亦灿然”（《新修恒山县志》卷1），“人民皆遵守法律，率循范围”（《复县志略·司法制度》）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共和、民主等新观念布入人心，形成“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于共和”的社会趋势。曾经是君主立宪政体倡导者的梁启超敏锐地感觉到共和*实为民心所向，便公开表示“共和之局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定能于共和之外别有治国之途？”（1912年5月7日《时报》）清末科试状元张謇也由热心君主立宪转而采取依附共和的对策。但笼罩中国人几千年的专制观念并未能在较短时期内根除净尽。如袁世凯提出共和*的“主权在民”是“暴民*”等代表了社会上某些人对刚刚隐去的专制制度的深深怀恋。这一时期，拥护共和的社会*趋势与军阀政客对专制统治的迷恋仍在激烈的搏杀。由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迫使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闹剧刚刚拉开帷幕便草草收场。共和宪法真正成为带有时代特征的思想旗帜。后来的护法战争并非偶然，在维护辛亥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共和、宪法构成双方斗争的焦点。而更多的人将法律视为共和国家的要素，认为“法存则国存，法亡则国亡；合法者则为顺，违法者则为逆”（《章太炎年谱长编》上，568页—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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