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理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第66页。)应该说，孙中山对于革命党人的分类是基本准确的。但是，他对于前两类人与第三类“具有崇高理想与高超见识的人”之间的深刻矛盾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为什么要让位于袁世凯时说道：“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不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自相残杀之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总理全书》（出札）上册，第375页。)这就深刻道出了当时革命党内部新潜藏的深层危机。现在看来，孙中山于1900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便已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已孕育了一种深深的担忧：
“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因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孙中山选集》，第82——83页。)可悲的是，孙中山的忧虑在6年后应验了。这种*的悲剧形式正是深刻的文化悲剧的体现。这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使没有袁世凯，“临时约法”还能挽救这种深层文化的劣根性吗？
其四，从孙袁的深刻内在矛盾来看。对于袁世凯其人，应该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当时，孙中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和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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