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文化的表层一深层结构来看。文化系统主要由表层的物器层次、中间心物结合层次和深层的文化心理层次构成。在这三个层次中，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是文化最为稳定和重要的部分，社会*结构和物器层面只有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社会主体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心态相适应才能实现本身的*目标和功能指向，否则，它将为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主体的价值取向所扭曲，使其性质和功能发生蜕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走向崩溃和新的近代文化系统进行重构的过程中，矛盾性是其最为重要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中国近代文化的蜕化和嬗变的直接推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形成的“冲击—反应”效应，这种文化结构的变化是从表层的物器层次开始，而后进入到制度层次的。当时，尽管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已经介绍了一些西方君主共和的思想，但社会整体的深层文化心态和价值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出现了孙中山“仿照你们的（按：美国）政府而缔造”的“我们的新政府”（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第69页。)这样与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的冲突和矛盾。对这种矛盾陈独秀曾予以极其深刻的揭示：“吾人果欲于*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8页。)

　　其次，从下层社会文化心理状态来看。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都必须争得广大下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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