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闭锁的大门，也打破了中华古文化体系内部的平衡和各子系统的耦合关系。同时，一个痛苦而艰难的中华近现代文化结构重构的历程便开始了。辛亥革命和《临时约法》正是中国近代文明重新建构的产物和中间环节。因此，深入考察《临时约法》与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内在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临时约法》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近代宪法文化的深层机理具有重要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社会思潮异常活跃。从思想界的主流看，人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主张保留本国的文化和制度而引进西方的物器和先进技术。任何异质文化的接触都首先是器物、技术的较量。因此，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当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对新的中华文化的模式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实际上是试图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嫁接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传统上，学习西洋物器的目的也在于“制夷”。魏源明确写道：“是书（按：《海国图志》）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叙》，《晚清文选》第12页。)

　　洋务运动的破产和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加深，促使近代知识精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时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西文明间内在结构的差异，主张引进西方的*制度。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掀起了一股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思潮。其挂帅人物康有为将中国北洋海军战败的国耻直接归咎于君主专制：“夫中国大病首在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采取同样的办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呢？原因在于，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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