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页。)康有为从而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主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自然之数焉。”（康有为：《清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52页。)康有为的这些进步思想深得光绪的信任，然而遭到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反对。最后终于以谭嗣同“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和康梁逃亡国外而悲惨地失败了。
清朝统治者的顽固不化，使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对清政府最终失去了幻想。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开始也“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但实践使他坚信，中国的前途不在改良而在革命，要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孙中山：《伦墩被难记》，《孙中山选集》第17、19页。)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所以“讲到那*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2页。)
从上述对于辛亥革命前社会*思潮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特有产物。然而，必须指出，《临时约法》及其所确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第一个成果，在这之前，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变形，这就是辛亥革命前清廷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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