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页。)但是，《钦定宪法大纲》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不在于其内容的反动性，而在于它首先表明了西方立宪*文明终于为清朝统治者所吸收，所引进，尽管这种引进仅仅是形式上的。其次，《大纲》的出台以及它所显示的立宪形式的进步性和文化价值指向的反动性的矛盾，使人民对宪法与民主*、宪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并使人民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彻底失望，而不得不进行革命。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以及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清朝统治者终于接受了张昭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人的12条主张，这些主张后来又具体化为《重大信条》。《重大信条》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依据英国宪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国会的权力，从宪法和政体形式上接受了“虚君共和”这一维新派的*理想，它构成了由《钦定宪法大纲》到《临时约法》的一个逻辑环节．但蓬勃而起的革命运动已经远远地将维新改良思潮掀在了后面，清政府的让步也远远不能满足革命派的愿望而迅速为革命的浪潮所淹没。总之，《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社会两种思想文化冲突，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结果，是中国*法律文化逐步蜕化和重构的必经环节。
三、《约法》的悲剧命运与近代文化的结构性矛盾
《临时约法》在当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临时约法》从它被制定出来起就被注定了是一纸空文？以往我国学术界都将《临时约法》的这种悲剧命运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约法》完全忽视反帝反封建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它就失去了纲领、缺乏明确的斗争方向，用这样的约法去引导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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