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忆》第82页。)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记云：“黄兴作为军人，专事战争之人也，以其深刻注意，宁为慎重论调。”(转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15页。)这些记述表明，黄兴对孙中山的意见并非一意反对，而是从具体情况出发感到无法落实。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能够在革命的一些关键时刻提出带有指导性的意见，这是很了不起的。但不少事情的落实，多由黄兴去办。而黄兴一向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只要有可能就全力推进。多年的生活习惯，使孙中山重理想，黄兴重实行。理想家往往善于把握时代的走向和未来的选择，实行家则较多注重主客观条件和现实的可能。孙黄在“宋案”之后意见的分歧就是理想家和实行家之间差异的反映。从1913年春夏之交的客观情况来看，黄兴是无法将孙中山的意见落实的。当时袁世凯兵力较南方革命党强大得多，他直接控制着13个师，又都经过正规训练，粮饷和武器装备更非南方革命军可比，外国列强还暗中支持。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后，虽然组建了4个师，由陈之骥、章梓、章驾时、冷通分任师长，但一少训练，二缺经费、三又内部不团结，黄兴指挥起来十分困难。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手中有一些军队，但各有小算盘，内部亦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如归并在孙中山、黄兴的旗帜下，奋力讨袁，还有相当的难度。这种状况，黄兴相当清楚，他自然对孙中山“立即动兵”的意见持消极态度。亲身经历此事的程潜回忆说：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了四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驾时、冷遹分任师长。四师靠苏、皖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快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四师应该业已成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缜（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但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郐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四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四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在在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倍的林虎一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练有素的军队，而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派，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之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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