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兴在“二次革命”中是有贡献的

　　从总体上观察，黄兴对“二次革命”信心不足。作为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面对南北兵力悬殊和错综复杂的*局势，他绝对会料到这场革命的结局是失败。因而，他的举动基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非常理解黄兴的章士钊曾讲过：“上海计事。孙急而黄缓。然黄先生之缓，盖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而为之，非得知孙先生迳情而直行也。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已使两先生同为痛心，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此区区者，孙先生遽欲歆动其营、连长，戕杀师旅长，冒险以求一逞。夫未加遗一矢于敌人，先喋血于萧墙之内，此何等惊险前景！黄先生所为痛哭出师，谓身代先生以赴敌，留先生领大事者，其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谅于后人者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145—146页。)这段话真切、动人，道出了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苦衷，也极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黄兴在明知不能取胜的情况下，“挥泪出师”，与袁世凯斗争，显示了大丈夫的伟人风范。如果不是以成败论英雄，则黄兴对“二次革命”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仅举三点：

　　其一、利用合法手段，揭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阴谋，争得舆论上的主动权。

　　宋教仁被杀后，袁世凯惧怕其阴谋败露，鼓动一批御用文人，把水搅混，甚至将暗杀宋的罪名栽脏于南方革命党人身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不知其中底细，既不怀疑袁世凯的宣传，也不完全相信革命党人所说的袁是杀宋的主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法律解决”还是“立即动武”，首要的任务是弄清“宋案”真相，用铁的事实去揭穿谎言，在舆论上占优势。为此，黄兴先和孙中山一起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系，设法缉拿罪犯，搜寻证据。3月27日又致电总统府秘书长梁士治，探讨袁氏政府的动向。随后即千方百计推动程德全积极办理“宋案”。4月25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长应德闳的名义公布了“宋案”的44件证据，充分证明袁世凯是谋杀宋教仁的元凶。第二天，黄兴即和孙中山联名通电，呼吁各省议会和地方社团“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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