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回忆，有两点值得重视：一、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由于孙黄对形势估计的失误，没有重视军队建设，所以实际拥有的兵力有限；二、现有的4个师，问题很多，缺乏战斗力。而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一向务实的黄兴是绝对不能轻易言战的。但是，黄兴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及在和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从来是顾全大局的。当孙中山等人一再坚持起兵讨袁后，他的法律解决的主张也就不再提了。随即致电湖南的谭延闿准备出兵，又派人往湖北运动军队，还让李根源等去南京游说起兵讨袁。孙中山亦密电广东的胡汉民等人，望速起兵。但结果是，湖南借口“防务空虚”，无法从命；广东回电“出兵困难”；南京的意见是“现在还不能出兵”。事实证明，孙中山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这种局面，李根源曾作过极中肯的分析，其云：

　　“我到上海后，同孙、黄两先生及在沪同志会商处理宋案的办法。大家都异常悲愤，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当即商定由孙先生密电广东陈炯明，黄先生密电湖南谭延闿作出兵的准备，并派我同李根源、张孝准赴南京发动第八师准备出兵讨袁。但陈炯明、谭延闿部回电声述出兵困难，说他们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不能在此时出兵。南京第八师的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就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由赵恒惕率领调回长沙。他们还责备我在留守府主持裁兵时禁止第八师招兵，又撤了一个团长、以致他们不得不把招兵计划延缓下来。因此，他们的结论也是：现在还不能出兵。我们回上海向孙、黄两先生报告南京情形后，黄先生鉴于掌握兵权的人既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仅仅我们在上海几个赤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他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黄先生这种用法律解决的的主张也是有一种用意的。他认为当时国人还未认清袁世凯的凶恶面目，还以为反袁是国民党人的偏见；我们如果通过法律解决的办法把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真相暴露出来，使国人共见共闻，即可转变国人对袁世凯的看法，激起国人的公愤，使他们转而同情国民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206页。)

　　李根源多年跟黄兴一起战斗，过从甚密，很多人称其为黄兴的“幕僚”。李上述这段回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即动兵”的原因和所谓“法律解决”的内涵。黄兴的用意是通过“法律解决”揭露袁世凯的真面目，使受其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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