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春煊5月26日致电张呜岐指出：“须知今日疮痍满目，穷人塞途，散勇遍地。若激之使变，逼成兵端，必致盗贼蜂起，生灵涂炭。且恐扰及外人，无可收拾。”(《民主报》1913所5月29日。)

　　类似这样的议论，还可以找到很多，它表明1913年春夏之际的“人心”和武昌起义时大不一样。两年前是“人心思动”，如今则是“人心思定”。这无疑不利于孙中山、黄兴等人立即起兵讨袁。孙黄也曾感到形势的严峻，采取发通电、演讲和利用报刊宣传等手段表明讨袁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但从根本上扭转视听，也绝非是件容易的事。就是蔡锷这样富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时对讨袁都不理解，当黄兴派人和他联络共同起兵时，他却称：“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转见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诚然，蔡锷那时受其师梁启超的影响很深，其*立场基本倾向于进步党，所以他反对“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令人难解的是，李烈钧这样“二次革命”的中坚分子，在起兵讨袁上也曾举棋不定。1913年6月9日，袁世凯罢免了李的江西都督。李烈钧仍未完全下决心起兵。深知机要的赵正平回忆说：

　　“当时赣中将领集议，想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我当时觉得事体重大，就献了一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省，再行决定。当由我起草电稿，即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仁斋文选》，转见朱宗震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8页。)

　　由此可以断言，“二次革命”决非由孙中山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它是袁世凯步步紧逼以及一些南方革命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求生存而被迫反抗的产物，也是民初各种社会矛盾和各派*力量交相运作的结果。反袁的枪声究竟哪一天打响，孙中山是无力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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