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宋教仁被刺后，即使孙中山、黄兴可以动员足够的兵力，立即讨袁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一则袁世凯的独裁面目还没有大白于天下，必须打出“法律”的旗号使袁谋杀宋教仁的罪行暴露无遗，解除人们对袁的迷信；二则经过辛亥革命的社会大动荡，国民有一种求安定的普遍心理，如果动武讨袁，必须有足够的舆论宣传，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宋案”发生后，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少报刊虽然刊出了不少揭露袁世凯反动本质的文章，呼吁推翻独裁专制统治，但还不足以使渴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多数国民所理解。加之袁世凯的御用文人，鼓唇弄舌，造谣中伤，舆论界一片混乱。富有*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国人思安”的情绪可以利用，于是竭力呼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并将破坏安定、“造反作乱”的罪名栽在孙黄等南方革命党人的头上。被袁收买的一些官僚、政客、军人、知名人士、一些不明真相的社团、社会名流，还有一批真诚企望国家安定的好心人，都纷纷致电孙中山、黄兴，或发表文章，反对南方革命党人起兵，形成一股不得不重视的舆论压力。

　　1913年5月7日，上海总商会发出通电称：“光复以来，瞬经一载，损失纵不可数计，而秩序渐定，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渐进之际，满望国会成立，选举正式总统，为我商民造福。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明兴，谗说讹言，如沸如羹，致人心静而复动，国家安而复危。……务祈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议院、各省都督、民政长以保卫商民、维护秩序为宗旨，无使我商民喘息余生再罹惨祸，坐致大局沦胥，贻革命丰功之玷。”(《上海总商会要求保卫商民维持秩序通电》、《黎副总统政书》卷20。)

　　宋良在《民主报》撰文云：“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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