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民主报》1913年4月27日。)与此同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又准备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并利用革命党人所掌握的报刊，有理有据地揭示“宋案”的经过，抨击袁世凯的罪行。这一着，打了袁世凯一闷棍，黄兴占了主动。袁先是有气无力地加以辩解，后又指使心腹公开反对成立特别法庭。黄兴寸步不让，立即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司法独立，“宋案”又关系甚大，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并严正声明：“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持英断，毋为所阻，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民主报》1913年4月27日，4月30日。)袁世凯见此电后，只能为赵秉钧等人辩护，毫无还手之力。4月29日，黄兴又致电袁世凯，指出宋教仁被杀，“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掩饰。赵君为大总统左右侍近之人，是否与宋案有关，终当诉之法官之判断”。在此前后，黄兴等人不顾袁世凯的阻挠，让上海地方检察厅审理“宋案”，并票传赵秉钧到庭听审。袁世凯怕阴谋败露，阻止赵出庭。为混淆视听，袁世凯一伙又搞伪证，诬称黄兴与“宋案”有关，请上海检察厅票传黄兴。黄兴大义懔然，直赴检察厅，使袁党无言可对。至此，袁世凯彻底输理，黄兴等革命党人争得了舆论支持。
为了扭转在舆论上的这种被动局面，袁世凯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大造谣言围攻南方革命党人，尤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黄兴。他们造谣黄兴一是要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密谋起兵造反；二是要取代袁世凯，夺取大总统的权位。北京的《国报》曾连发几篇文章，其中有《黄兴造反》、《黄兴造反再志》等，称黄兴在武汉等地策运武装，密谋“反叛”，口号为“二十一由八，即黄字也”(《国报》1913年4月8日、9日。)。还讲黄兴正在组织“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北京出现所谓暗杀袁世凯的“血光党”事件后，袁诬黄兴为后台，竟然让北京检察厅票传黄兴。《神州日报》4月30日和5月6日连刊消息，讲黄兴正在上海等地调兵遣将，“南京政府成立，举兵北伐，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官”；“要求袁世凯总统解任，让黄兴代理临时大总统。”(《神州日报》1913年4月30日，5月6日。)还称黄兴已向法国借款，扩充军备；已在湖南加强招兵训练；黄兴等人已“拥兵十余万”。这些谣言表明，袁世凯已无法在“宋案”问题上作文章，其在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的舆论压力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同时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是将“破坏安定”的罪名加在孙中山、黄兴头上，马上要起兵讨伐了。由此也从反面透露出，黄兴利用合法手段的斗争是成功的。
其二，在合法斗争的同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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