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经济基础和*基础。

　　如果说，甲午中日战前，幼弱的民族资本主义仅仅是在个别经济部门出现，那么，甲午战后，特别是一九○五年前后，在义和团和其他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不仅是资本总额成倍地增加，而且逐步延伸到缫丝、纺织、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火柴、皂烛以至许多手工业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它这才粗具规模，并且在国民经济当中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阶级斗争发展的水平，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矛盾的发展程度制约的。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成为独立的*力量，还不得不主要通过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其中一部分有革新倾向），来推行自己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才比较明确地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识和*要求。以前，它的怯弱呼声不过是：“商管银钱帐项买卖，绅管学习机器教训学徒，官主保护而不侵权利。即有事涉衙门，有绅承担，不累商民，无可疑惧。”(《陕西集股创用机器织布说略》，《皇朝政典类篡》第一二七卷，市易。)他们看见封建衙门就不免有点心惊胆颤，因此只有把能“通官商之邮”的绅士当作自己的经济护法神和*代言人。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随着经济力量的不断增长，资产阶级的胆子慢慢大了起来。特别是在一九○四年以后，他们开始学会以各地商务总会、分会作为发表经济主张和*见解的场所和渠道。一九○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由上海商务总会决议发起，通电二十一处商埠的商会“传谕各商知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在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主力仍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毕竟也增添了向封建衙门挑战的勇气。他们不仅公开谴责清朝政府“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并且提出了“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一九○五年七月八日《时报》。)等*要求。这些都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以独立的姿态登上*舞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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