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划分是*派别划分最根本的基础，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过去笼统地说同盟会里面有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恰好是忽略了阶级划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已经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上层和中下层的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的*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他们的*特征同列宁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倒是非常相象。武昌起义以前，这些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完全是公开反对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因此很难说同盟会内部有他们的分店。

　　地主阶级反满派也是一个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李泽厚同志在《章太炎剖析》一文中指出：“所谓当时革命阵营中的‘地主阶级反满派’这一概念的含义、内容、性质、阶级利益，具体说……就并不很清楚，也似乎没人对此作过认真的论述。”(《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对此我有同感。

　　地主阶级反满派，确切地说，指的是明末清初主张“反清复明”，即力图恢复明王朝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思想上具有某些进步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越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他们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是非曲直　但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利争夺。到了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　*　文化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设想，古老的封建*派别会简单地再现，至少也不会原封不动地长期保存下来。

　　那么，又怎么解释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弥漫全国这一历史现象呢？其实鲁迅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因此，他们除翻译东欧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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