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其本阶级的群众是心心相印的。他在一九○○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开始认识到带地域性和社会基础比较狭窄的兴中会不再适应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他把宣传组织工作的重点，从海外的华侨、会党逐渐转向到日本、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着眼于要把各地革命活动连结起来，并且在这种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他在东京建立革命军事学校，用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改组美洲致公堂，特别是在檀香山和欧洲的华侨、留学生当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主要都不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兴中会，而是为建立同盟会积极进行准备。

　　一九○四年秋天、孙中山对保皇派斗争初战告捷，并且对国内革命时机的成熟已作出正确判断。他从广西等地群众反清斗争的雄伟力量中受到极大鼓舞，认识到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因此便在整个革命链条当中紧紧抓住建立政党这个中心环节。从一九○四年底到一九○五年六月，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之间，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努力在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紧接着，他又抱定“招集同志，合成大团”(孙中山：《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的决心，历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险恶波涛，来到中国各省留学生云集的日本东京。

　　当时，由于长沙起义的流产和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件的牵连，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大多已经避难来到东京。他们也深深感到力量分散，“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记》。)。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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