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一九○五年已有八千人之多，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达到两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留学欧美和国内各地新式学堂的学生，至少总有三十万人以上(据黄炎培在《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一九一二年全国学校共八七，二七二所，学生总数二，九三三，三八七人。其中初级学校八六，三一八所，中级学校八三二所，高级学校一二二所。清末民初，学生入学年龄一般较大。因此可以判断，在辛亥革命前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累计总数不会少于三十万人。)。其中，除去少数为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效劳的反动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他们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从其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立场来考察，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或多或少具有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上比较敏感，因而在辛亥革命前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并且成为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最早的和主要的社会基础。

　　从二十世纪一开始，在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东北人民抗俄斗争和广西等地群众反清斗争的强力推动下，进步知识分子迅速获得革命觉醒。爱国团体相继建立，革命书刊纷纷印行，特别是孙中山“大击保皇毒焰”的初战告捷，迅速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随着斗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愈来愈感到联合行动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迫切需要。一九○三年《浙江潮》第三期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针对东京留学界同乡会林立的情况，提出“但有国界，不有省界”的强烈呼吁。刊物编辑非常重视，特地发表《非省界》一文，详尽阐明破除“省界”的必要性，并且倡议集合各省“非常奇桀之士”组成“中国本部统一会”。以此作为“中央机关，建瓴而立，扩张其势力线，挟风雷而走之，而党会之各部，朝宗一尊，则虽泰西文明国大政党于其枢府何以过之？”类似的呼声在国内也传播开来，“拒俄”运动中，邹容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在“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以鏖战于中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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