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寻求的“变力”主要是来自政府，特别是寄希望于皇帝的英武与决断，以及臣民为“上意”所感召而作出的回应，因此他只能策划体制内的改革，其最大成就无非是短命的“百日维新”。与此相对照的是太平军，他们来自民间并且依靠平民。他们的社会动员，主要是依靠发布檄文、颁布“官书”和更为频繁而又普及的“讲道理”（类似我们的*思想教育乃至动员报告）。应该承认，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十几年，并非完全凭藉军队的威力，其社会动员也有相当的成效。不过他们动员的语言与方式，有些是效仿西方传教士，有些则是承袭旧式的教门与会党，而思想内容仍然未能突破农业宗法社会的束缚。

　　如果说，洪秀全是利用传统的“天命”观念，并给以某些基督教的包装；那么，辛亥革命则是以近代欧美的民族、民权理念为指导，与既往皇权主义的改朝换代划清界限。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当时的革命先行者已经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并且确认自己的责任是：“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３）］他们既不必像改良派那样假借皇上的名义诏谕天下，也无须像太平军那样代替上帝传言万民，而是作为全民代表进行更为广泛而又深入的社会动员。　　　

　　辛亥革命有新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与方式，那就是通过报刊以制造舆论。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种期刊，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８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共４册）收有２１０种。［（４）］现截取其中１９１１年１２月以前出版的１５７种加以分类：如果就地区而言，则海外出版者（主要为日本、香港）有５３种（占３４％），上海出版者６０种（占３８％），国内其他城市出版者４４种（占２８％）。而在国内出版的１０４种之中，上海又要占一半以上（约５８％）。由此可见，在２０世纪初年，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中心。因为，上海不仅出版报刊的种类、数量最多，而且所谓外地出版者也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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