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１９０３年是革命舆论的辉煌岁月，所以时人为之高呼：“癸卯年万岁”！

　　也正是在１９０３年秋季，《游学译编》第１０期发表了《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此文与《新湖南》的思路相同，作者以“中等社会”自居，并且把对于“下等社会”的宣传教育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知识而注入之以新知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而为了要教育“下等社会”，“中等社会”又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我教育，其工作又分为四个方面：“一曰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曰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曰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曰鼓舞进取之风尚。”作者认为，必须要有“统一之主义”才可以把各个团体联合起来，而书报的功能即为“会通一团体之情意”。［（７）］

　　因此，革命的先行者在２０世纪初年，首先考虑的就是寻找能够形成大多数人共识的“统一之主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１９０３年春季创刊的《江苏》早发表有署名文章《政体进化论》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缶者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于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８）］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先行者们的共识，这是由于广大人民不仅憎恶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奴役，而且也憎恶业已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府。民族主义的觉醒，正好把这两种憎恶汇合成为巨大的反叛洪流，因而正适合于革命党人宣传动员的需要。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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