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义有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理性层面主要用于动员知识水平较高的中等社会,其作法大抵是把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结合起来,《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宪派激烈论战的大块文章,一般可以列入此类。但下层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革命者只能利用其感性层面加以鼓动,所谓“注入”云云大体上都是这种办法。
当然,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也不能截然分开,没有感情渗入的理论著作往往流于枯燥的说教,没有理论指导的纯粹感情煽动则又容易流入盲动。因此,革命党人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联结起来的交接点,而这就是“排满”战斗目标之何以提出。在这方面,孙中山是名符其实的先行者,因为他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曾以会党作为主要的联络对象,并对美洲各地华侨中的洪门会馆进行深入考察。他注意到处于政府高压下的秘密会党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宣传鼓动方法,即“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9)]。历史表明,尽管孙中山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转向于侧重联系学生与新军,但在宣传鼓动方面仍然借重会党经验。多年以后,胡汉民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10)]
在“排满”宣传方面,革命党人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面仅举其要加以介绍:
第一,塑造黄帝形象。
为了加强汉族内部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极力把古老传说中的黄帝描绘成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1903年夏天,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11)]他明言这是效仿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醒汉族的民族觉醒。不承认任何非汉族对中国的统治;同时又可以使君主年号流于空文,促进人民的*觉醒。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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