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利用这一网络，除东京外首先就是借重上海。他们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上海为什么能够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回答也很明确：“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言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５）］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

　　过去，我们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却相对地忽视了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实际上，２０世纪初年的上海，书局林立，报刊纷出，进步知识界空前活跃。据我粗略考察，１９０２年秋季由陈黻宸和杭州养正书塾几个学运领袖创办的《新世界学报》，１９０３年春间改版后的《苏报》，以及《苏报》被封后继起的《国民日日报》等等，其思想水平和实际影响都不下于海外出版的一些进步报刊，而且其群众基础还要更为广泛。孙中山早在民国初年即已为我们勾画出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勃兴态势，他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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