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世纪初年，中国人民本来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清王朝，一是帝国主义列强，而后者是更为凶恶和危险的敌人。不少革命党人对此应是洞若观火，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以及对辛丑以后列强对华政策变化的估量，他们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更切近的敌人——清王朝。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对此曾有透彻的说明：“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列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昔巴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痛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翦一长蛇，岂以为病？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１４）］为了避免“清人、白人协以谋我”，所以才对白人“姑示宽容”。这是太炎代表革命军发言，决非自作主张。
为了集中打击“清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舆论工作。
首先是宣传中国早已亡于“清人”。他们摒弃了固有的强调文化认同的“华夷之辨”，转而专注于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正如前文所已陈述，他们在轻率地论定汉族源于西方的同时，又武断地否认满族是中国人。如说满洲未建国前是中国的“羁縻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而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云云。［（１５）］满族既非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所以章太炎在１９０２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自序署明“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讲得最为坦率，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最为露骨。他说：“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此直捷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据法理，以隔靴搔痒之言矫诬其说也。”［（１６）］其实，持“亡国论”者实为革命党人之主流。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而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因此，为了证明清必须亡，即令是不择手段、背离学理的煽动依然属于“造反有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多费笔墨“矫诬”“亡国论”之偏失，那就未免太学究气，可能就属于当年革命党人讥笑的“隔靴搔痒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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