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天才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流传极广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并且刊登了轩昂庄重的黄帝像。１９０５年宋教仁又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国粹学报》也连载黄节撰写的《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念之说”。当时在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有关黄帝纪元的讨论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第二，寻求汉族族源。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列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要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族源界限。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１２）］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区分，紧接着，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便作了详尽的论证。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Pan-Babylon）学派的影响。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出于西亚，甚至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Chaldea，今译迦勒底）称为“宗国”。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又用所谓“对音”的方法把神农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宫（Sargon I），把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库杜尔·尼科黄特（Kudur Nakhunte）。黄帝（即尼科黄特）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１３）］
有关始祖与族源的宣传尽管牵强附会但却颇有成效，当时的革命诗文撰写者一般都以黄帝子孙自居，而且往往采取类似《革命军》的笔调，在开篇或结尾一定要“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缅怀先民，展望未来，立志开创２０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
第三，集中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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