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动的手段在短期效果上往往胜过理性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子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一点，反对革命派的杨度看得最清楚。他在１９０７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一切法理论、*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２０）］
所以，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国以后，胡汉民把“排满”宣传的功效，认定为“根本之成功”。而与此成为谐趣对照的是，当年与“革命排满”论者“死战”的梁启超，居然也厚着脸皮回国自我表功：“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日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频战争，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能如是，则报纸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尊，托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族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２１）］
如果把“黑血革命”理解为“排满”宣传，则梁氏之言不为无据。
三
“排满”宣传的历史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国一经建立，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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