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论证必须“亡清”，除“剖明族源”外，还必须详尽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在这方面革命报刊作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以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火力最为集中，影响也极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洲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江苏革命书》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因而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并结合沪宁铁路实例呼吁：“其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河南讨满洲檄》则痛心于本省路矿权利丧失殆尽，悲怆宣言：“呜乎！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如是等等，不必缕叙。
当然，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毕竟不同于义和团的“排外”煽动，这不仅由于前者含有较多的理性诉求，而且还由于它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孙中山早在１９０６年即已明确宣告：革命党人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１７）］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洲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平民。“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须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１８）］正因为如此，“排满”宣传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民众的认同，辛亥革命才不致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或民族绝灭。
不过平心而论，在革命迅速高涨时期，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此理对于革命实践者可谓不言自明。为了发动革命，他们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１９）］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尽管他们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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