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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法律思想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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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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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年（同治三年）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刊行，题名为《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的译成，增加了洋务官僚的国际公法知识，使之在对外交涉中有所凭籍，由此他们又要求同文馆翻译了《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公法千章》和《中国古世公法》等国际公法著作。（２９）（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第一册）清政府曾经根据《万国公法》规定的领海规则，解决了普丹大沽口事件，在给普鲁士的照会中，明确指出：“此次扣留丹麦货船处所，乃系中国专辖之内洋，贵国兵船前来中国，自当入境问禁，不得任意妄为。中国所辖各洋，例有专条，各国和约内，均明此例，贵国和约内，载有中国洋面字样，较各国知之尤切”。（３０）（《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六）1874年（同治十三年），秘鲁国派使来华要求签订商务条约。清政府要求秘鲁国先改善在秘华工的待遇，然后与其签订了《中秘会议专条》，保障了华工待遇。在同时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中，也明文采用了相互最惠国条款。
国际公法的引进，启发了洋务派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李鸿章根据万国公法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曾经跻身洋务派，后发展为改良派的郑观应说：“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３１）（《郑观应集》上册）王韬批评清政府由于没有国家主权观念，才在对外交涉中“不争其所当争”，对“必屡争”的关税主权、治外法权反而“不一争”。不仅如此，洋务派还谴责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公于何有，法于何有”（３２）（《郑观应集》上册）。李鸿章说：“以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蒙蔽，所订条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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