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企业的督办、总办、会办等职务，使企业逐渐衙门化；它们还必须向清政府提供“报效”，所谓“报效”，实质上是清政府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一种变相的敲诈勒索；此外，它们还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需要效劳，如轮船招商局的船只须随时听候南北洋大臣的调遣，并减收水脚为清政府运送军队或*；电报总局须优先拍发清政府有关军务、洋务的“头等官报”；等等。不过，总的说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对官督商办企业提供保护和扶持是主要的，超过了官督商办企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当时一些大型的官督商办企业几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企业的股票，除了在八十年代初金融风潮那段短暂的期间外，市场上的价格一般都大大超过了它们各自的票面值，人们争先恐后地抢购。
有的论者认为，“官督商办”制度一开始出现，便受到了所谓“早期维新派”的严厉指责和批评。其实，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所援引的材料大都是发表在中门甲午战争之后，有的材料甚至发表在二十世纪初年，用这些材料来论证中国近代化早期阶段的官督商办制度，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一般地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是欢迎和赞许官督商办制度的，对采矿业实行官督商办尤为支持。例如，王韬说：“近日所有开矿公司，弊窦丛滋，请皆一切罢之。而悉由国家发出帑金，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保护。”<王韬：《弢园尺牍续钞·拟上当事书》；《弢园文录外编》，卷10，《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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