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来说,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镇压过农民起义而否认他们在中国近代化早期阶段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朝封建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只有这些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而又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派能够有条件、有力量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当时的半殖民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条途径。则是民间兴办资本主义企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很小,资金有限,力量微弱。单纯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规模巨大的兵器工业、造船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棉纺织工业以及轮运、铁路、电讯等事业,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些工矿交通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缺乏起码的基础。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是中国近代化早期阶段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大力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可能要推迟许多年,而推迟的严重后果是人们很难设想的。
第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先后顺序不同,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民用企业;先从重工业开始,然后扩充到轻工业。这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法侵略军虽已撤出北京,但外国侵略势力已由我国东南沿海伸入华北地区和长江流域,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清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尚处于胜负未分的紧张阶段。清朝统治者受到来自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双重威胁,力图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因此,他们首先引进外国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开始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沪、宁、闽、津四局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局厂。随着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亟待解决燃料、原料、交通运输、电讯设备等问题。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他们的洋务活动从军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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