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阻挠，此又势所必至者”。根据这个认识，他们主张趁此机会“将外洋各种利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2页。>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主张“制器”的目的，虽然是出于“剿贼”的需要，但主要仍是着眼于“御侮”。在他们看来，为了镇压“内寇”，只需要临时向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便足以应付裕如，但为了抵御“外侮”，则非设厂制造、谋求“自强”不可。
从洋务派经营军事工业的实际状况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在1864年清军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前，洋务派为镇压太平军而建立的军事工业，仅有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三所洋炮局。这四个军事局所中间，除了由英国退役的助理军医马格里主持的一所上海洋炮局之外，其余三所都是规模很小，没有任何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可以说它们不属于近代军事工业的范畴。马格里主持下的洋炮局最初也是手工生产，规模也不大，后来虽然买到了一部分机器，但“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局（1865甲）、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都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兴办起来的，天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充也在捻军覆没之后。随着国内农民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除少数边陲地区之外，几乎各省都设立了机器局。如果没有这些军事局厂，当时的中国就根本谈不上国防的近代化。至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和镇压国内农民起义没有丝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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