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薛福成说过这样一段话：“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或曰：‘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旧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6页。>。其中最后一句话又被认为是“中体西用”的来源之一。如果从上引全文整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薛福成的原意并不是在阐述什么“中体西用”，而是重点讲中国的富强之道。首先，他通过中西的对比，指出西方富强之所在，强调中国欲图富强，须从商政、矿务、火轮、舟车、电报等近代化工程入手，然后才能与西方并驾齐驱。其次，他针对当时顽固派攻击学习西方是“用夷变夏”的观点，从一种较为缓和的角度论证学习外国不会导致以夷变夏的结局。在他所处的时代，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冲突，主要是固守传统文化、反对学习西方同通过学习西方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争斗，还谈不上“体”与“用”的分歧，薛福成的注重点仍是放在如何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上，关键是他能够指出从学习西方人手，目的是“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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