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中国工商业发展缓慢，薛福成多次谈论了工商致富的观点。他指出：“迩者中外通商，颇仿西洋纠股之法，其经理获效者，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开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较外国公司之大者，不过什百之一耳。气不厚，势不雄，力不坚，末由转移全局”，这都是由于“风气之不开”的缘故。因此，“风气不变，则公司不举；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81页。>。
洋务派以及洋务理论家们通过几年举办洋务的实践，逐步认识到“求富”是自强新政的关键之所在，表明他们的认识不仅已较60年代有所提高，而且他们求富的呼声又造成了这样一种新的氛围，即在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等形式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时，许多商人由最初“视洋务为畏途”到转向纷起响应，认股集资，如开平矿务局1878年仅募股二十余万两，1882年则募股一百余万两。
从洋务派的“求富”观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两个方面的特质：首先，洋务派感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们首先求强，进而求富且能够提出“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说明他们对洋务的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认识的加深，又对洋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其次，洋务派针对外商纷至沓来，舶来品充斥市场的状况，主张“与洋商争利”，要求振兴商务、目的在于抵制与制约外来商品的流入和外商在华的工商活动，这就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思想的不断完善，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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