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国专恃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状况。正如洋务派后来所指出的“铁厂之开，创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325页。>自强的途径在于创办军事工业和练兵。
第三，洋务派的求强观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穷则变”的理论，同时又把西方的长处纳入他们求强的思想中去，与顽固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洋务派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而顽固派却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7页。>相形之下，洋务派比顽固派还是高出一筹的。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分为求强即创办军事工业和求富即兴办民用企业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其指导思想只能是“求强”，而不是其他，
二、“求富”观与洋务运动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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