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它基本上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发展着的。有了“求强”观，军事工业才得以创办，强兵御侮也有所恃，有了“求富”观，民用企业才相继出现，“寓强于富”、“挽回利权”也有所靠。可以说，没有“求强”“求富”思想的出现，近代机器工业仍会被视为“奇技*巧”、“雕虫小技”，洋务运动是不能兴起也不会办下去的。因此，作为指导思想，是能够对全局有指导作用的思想。“求强”与“求富”思想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么，“中体西用”在这里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还要从它的源起及鼓吹者的具体论述谈起。 

　　1860年后，冯桂芬较早地提出了富强观。他指出：“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与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69页。>这段话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来源。分析冯桂芬的这段话，不外乎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冯桂芬在谈到中国欲图富强时，已开始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他的立意强调的是“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显然，这句话是要找到一条学习西方的途径，为“求强”“求富”制造一种能为朝野接受下来的理论依据；其二，冯桂芬是有感于当时绝大多数人昧于世界大势，闭目塞听，盲目无知的状况下说这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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