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寓强于富”。在洋务派看来，求强的结果并未改变衰弱的局面，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在于“贫”，因此必须转“贫”为“富”，这样才可以“强”。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25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经李鸿章的积极奏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先后开办，目的在于“顺商情而张国本”和“寓强于富”。 

　　第二，“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求强”观到“求富”观的递转和觉察到富与强的因果关系，表明洋务派的认识较以前深入了一步。李鸿章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34页，>。薛福成指出：“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兴利奈何？一曰煤铁之利，每省能开一二佳矿，则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一曰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吉林产金，广东产水银，四川产银，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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