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赵树吉首倡自强之言，他指出：“皇上以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道咸同光奏议》卷3，第14页。>接着，冯桂芬发挥了魏源在40年代的主张，申明学习西学乃中国自强之途，他建议“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奕䜣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11页。>
6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数家军事工厂，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与洋务派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要摆脱衰弱的局面，必须求强，要求强，必须从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起步。李鸿章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7页。>左宗棠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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