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与洋商争利”，面对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权的控制，洋务派认为必须与洋商争利，才能实现求富的目标。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目的在于“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50页。>。李鸿章创办机器织布局时也一再申明要“扩利源而敌洋产。”李鸿章还指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由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其原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第35页。>。薛福成提出了与李鸿章相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其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43页。>。 

　　第四，振兴工商。工商业的兴起，这是中国进入近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但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风气不开，一些人视创办企业为畏途，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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