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从1862年至1870年的八年间，由江苏巡抚进而署两江总督，实授湖广总督，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的淮军盘踞长江中下游，直隶、山东在名义上受当地督抚节制，实际上控制在他手里。江南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等*工厂是供应淮军的军械库。七十年代后建立的北洋海、陆军，进一步扩充着淮系的势力。他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吸取社会资金，供其驱使，从而控制了新式工矿交通企业。他的军事实力越强，越强调力量“不足御侮”，经济事业越发展越高唱对外“息争均利”，对内“争利滋弊”，防止私人资本的竞争。他把保持和加强自己派系的实力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正如梁启超评论他的：“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是盛宣怀。自从1870年经杨宗濂推荐，盛宣怀在淮军任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盛同颐：《盛宣怀行述》，《愚斋存稿》卷一。)，随李鸿章北上镇压捻军，博得李鸿章的信任。1873年，盛宣怀参与《烟台条约》谈判，放手出卖国家主权，被李鸿章赞赏为“能见其大。”同年李鸿章委任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这时盛宣怀在招商局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轮船时循私舞弊案被揭发，李鸿章极力为之洗刷，称为“有用之材”。1882年，盛宣怀在上海为奉天金州煤矿招股，私挪股金又受到弹劾，湘系左宗棠、曾国荃为之庇护，居然大事化了。1884年，盛宣怀调署海关道，成为李鸿章经营洋务事业的代理人。1886年，他调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驻烟台以控津沪。1892年，调他补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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